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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调解,打官司之外的另一条路
Time 2016-12-26 05:09:45 情感驿站 两性话题
    ■本报见习记者 吴越
  “法庭上见”,这是不少现代人在面对矛盾时扔出的一句狠话,但是,对簿公堂真的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提起诉讼之前,叩响了法院诉讼与调解对接中心的大门。在那里,法官与他们面对面进行司法调解,共同寻找打官司之外的另一条路。

  一年调解成功8457个案子

  矛盾的解决离不开公正的决断。决断问题的人专业素养高、经验丰富,问题自然容易解决

  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离新天地不远的合肥路上,许多人来往进出于黄浦区人民法院。虽然面有怒色、步履匆匆,但他们并非是去打官司,而是来到了法院内的诉讼与调解对接中心。
  自从201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试点总体方案后,各地纷纷展开行动,建设起了诉调中心这样一个专门的工作平台。
  近年来,随着法院对诉调中心的工作日益重视,调解成功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可诉调中心的工作。2016年1月到11月,全市法院共成功调解案件近8万起,其中黄浦区法院成功调解8457起案件,以78.32%的调解成功率位居全市前列。
  有人不解,通常情况下,到法院来调解的案子更为复杂,缘何能做到这么高的调解成功率?答案很简单,这里给矛盾纠纷提供了更为高效的解决方式。
  首先,矛盾的解决离不开公正的决断。决断问题的人专业素养高、经验丰富,问题自然容易解决。但对于很多基层法院来说,一线法官断案能力强,属于“稀缺资源”,舍得放在诉调中心,需要一些魄力。
  对此,黄浦区毫不含糊,每日坐镇诉调中心的正是6名来自婚姻家事庭、房产庭等民事庭的一线法官,他们的存在让调解更有力量和分量。对诉调中心的法官们来说,虽然工作环境从宽敞的法庭变成了小小的调解室,手里也不再需要拿着小榔头“一锤定音”,但肩上的责任没有变,心中的信念也始终没有变。
  然而,即使是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光靠几位法官之力还是无法应对源源不断的案件。因此,如何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和当事人的不同需求把案件分类处理变得尤为重要。
  为此,黄浦法院“支招”,那就是通过诉讼调解、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的三分流措施,加快案件的处理。具体来说,就是对于部分适宜人民调解的案件,先行委托熟悉医疗、工商、交通、劳动等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而对于调解难度较大的案件,中心指定相应的调解法官进行调解;同时,邀请由退休法官、街道社区退休干部、律师及行业专家组成的具有相关经验的优秀人民调解员在法院的指导和管理下,以常驻和坐班的形式协助法院进行调解。在诉前调解阶段,协调好法官、人民调解员和人民调解组织这三股力量,使得分工更明确,案件质量有所保障。
  根据案件特点,法院采取诉前调解与小额案件、简易案件快审速裁的处理方式,也为这趟“高速列车”加了油。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加速,在商业设施集中的中心城区,人民群众之间低于21000元的小额标的纠纷不断增加,对法官的快速识别能力提出了要求。如何对进入诉调对接中心的符合小额诉讼条件的纠纷,及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考验着法官个人的功力,也考察着程序的快捷、高效和便民度。
  另一方面,法官也要当机立断,对一些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直接适用简易程序并及时审理,以缩短案件审理时间,从而快速有效化解纠纷。

  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问题

  面对心急如焚的当事人,法官们不能光板起脸来只讲法,也要在法律条款里融进人情味儿

  从房产庭调到诉调中心工作几年后,黄浦区法院的冯法官说,在这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各种“疑难杂症”都要治。
  其中,矛盾较深、涉及金额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当属拆迁案。
  拆迁案棘手,首当其冲的难题就是资料不全、无法立案。冯法官回忆说,常有当事人告来法院的时候,身上连一份动拆迁协议都没有,对于户口本上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问三不知。这种时候,只能法官出马,先找到动迁组软磨硬泡“智取”拆迁协议,再一点点通过调查厘清当事人家中复杂的户籍关系。
  看似简单的步骤,一旦做起来,背后则是巨大的工作量。冯法官说,有一次遇到一户人家户口本上有二十几个人,费了大工夫收集身份资料后,光填写调解立案所需的表格就花了好几个小时。表格虽小,要求却不低,填的时候要格外当心,一个数字的差错便会给后续程序造成麻烦。在法官们看来,这样的低级错误是无论如何犯不得的。
  除了人数多,人员构成复杂也对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挑战。比如说,调解时要把户口簿上的老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悉数请到法院来,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冯法官和同事常常要把事情翻来覆去解释好几遍。有时,对方好不容易听懂后,反而发了脾气,留下一句语气强硬的“我不来,让他们去告”就走了。这种时候,法官们只好一次次打电话,苦口婆心地把涉及的相关利益解释清楚,把他们一一请回来。
  在动拆迁的“老大难”问题之外,任何房地产市场的“风吹草动”也会立马反映在诉调中心法官接收的案件中。
  例如,前段时间楼市调控政策甫一出台,很多咨询电话便接踵而来。有些人刚刚签好合同,就受到首套房概念重新认定、相应首付比例重新调整的影响,资金超出可承受范围,只能选择违约。而现实中房价居高不下,30%的违约金不是一个小数目,动辄数百万元的违约金让双方当事人剑拔弩张。
  一时间,一系列连锁反应涌了出来,诉调中心的法官们就要担当“救火队员”。哪怕政策条款早有对应的司法解释,哪怕购房者在签合同时也应该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面对心急如焚的当事人,法官们不能光板起脸来只讲法,也要在法律条款里融进人情味儿。
  可是,就在法官们费尽口舌、顺利帮助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后,还是有些人一出诉调中心就一个电话追回来,语气中透露着反悔之意。这时,法官们又有怎样的应对方法?
  冯法官回答说,“调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当然是不能反悔的了。”但她又笑着补充说,“不过,面对当事人,我可不会这么说,不然人家心里不舒服的。”
  事实上,在调解阶段,工作人员都会向当事人介绍诉前调解的性质、特点,让每一个走进来寻求帮助的人明确诉讼风险、执行风险和所要付出的相应成本。确认无误之后,诉调中心才会以最快速度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协议一经签订就不能再变更,达到一次性解决纠纷的效果。
  法虽如此,法官们还是会寻求一种温和的方式,把在调解室中说过的道理再重复一遍。因为他们充分理解当事人在做出决定后产生的不安,“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接到电话时给一个坚定的答案来支持他们的选择。”冯法官说。

  光有干劲没有巧劲还不行

  “老法师”的经验是,上来不发声而先闻声,当事人说什么话才跟着说什么话,这样“准没错”

  一年多前,小卫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后来到黄浦法院诉调中心当法官助理。上班第一天,她本以为办公室的前辈们会发表一番讲话激励自己好好干,没想到,大家拿出了胖大海和金嗓子喉宝作为“见面礼”,叮嘱她:小卫,保护好你的嗓子。
  小卫很快便体会到前辈们的苦心。如他们所言,在某种程度上,诉调中心的工作也是一种“体力活”,每天总有说不完的道理和接不完的电话,法官在连着调解两天后嗓子变沙哑是常有的事。
  看着法官们在忙碌的工作节奏下相继“失声”,小卫也曾“天真”地以为,“忙过这阵就好了。”后来她才发现,虽然手头的案件复杂程度不同,调解周期有长有短,但是案件总是源源不断地被转入诉调中心,一个案子结掉了,下一个又立马跟上。
  翻了翻手头的统计表格,小卫告诉记者,诉调中心的6位法官每人每月平均要处理100个案件左右。年终更是“忙上加忙”,手头堆积的案件能让法官们“伏在案头”直至来年7月份,稍稍松一口气,又将迎来下一个年末的“案件潮”。
  法官一忙,负责记录的书记员要密切配合法官的节奏,不管调解到多晚,出具调解文书的速度不能落下,“不能请假”也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对这样的工作强度,冯法官表现得颇为“淡定”。她说,自己做过“敲小榔头”的民事庭法官,深知遇到疑难案件时,案情时时萦绕在心头的感觉。“就像是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反复斟酌,不想明白就怎么也睡不着。”她回忆道。
  正因为有过感同身受,诉调中心的法官们个个干劲十足。用他们的话说,多调解成功一个案件便是为法院减少诉讼量做一份贡献。
  受到诉调中心氛围的鼓舞,小卫也成了家人、朋友眼中的“拼命三娘”。可是在向法官们学习调解经验的时候,她发现,大家一致认为,光有干劲、没有巧劲是不够的,适当的时候还要有“轧苗头”的本领。
  比如,在调解室开口说普通话还是上海话,就是一种讲究。
  在当前推崇低碳出行的大环境下,共享单车受到了人们的追捧,随之而来的是单车交通事故的增多。由于司机和骑行者中不乏许多外地来沪工作的人,大家又都是憋着一口怨气来到法院调解,法官如果脱口而出说了上海话,即使是一句稀松平常的话,也可能会被当事人误以为是在“打暗语”,从而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老法师”的经验是,上来不发声而先闻声,当事人说什么话才跟着说什么话,这样“准没错”。
  与此同时,也有法官提醒小卫,向当事人解释法理的时候不要详细“过头”,不然万一他们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意愿,反而会“好心办坏事”。所以,务必要与书记员灵活配合,严格把“根据双方当事人要求,法院主持调解”的特殊情况做好详细的笔录,不能因为贪图一时的便捷而沿用文书“套路”,失了调解效率。

  首先要讲理但也要讲情

  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这样的案件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黄浦辖区内拥有第九人民医院、瑞金医院、红房子医院等大医院,丰富的医疗资源吸引了不少外地来沪求医的患者,但日益突出的医患矛盾也随即而来。
  在诉调中心,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因患者不治去世而引发的纠纷。一方面,家属认为医院没有尽力救治,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院方也很无奈,冒着风险接收救治,反而被“套进去”变成了“恶人”。
  对调解法官来说,碰到患者家属万分悲痛,但实际并不能举出有效证据的时候,心里也不好受。有法官说,“虽然自认为情感没那么丰富,但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当事人家庭失去孩子后的模样,调解中也总是会随着他们一起流眼泪。”这种情形下,更加需要调解法官情理并施,为双方寻求能够接受的结果。
  简单地说,就是把话摆在台面上,疏解当事人的情绪,也不忘把一系列责任鉴定、诉讼判决涉及的费用和可能的结果一一告知。同时,专门请来具有医学背景的调解员,积极与医调委沟通,争取一些道义上的关怀。
  在冯法官看来,法院首先是讲理的,但也要讲情,共有纠纷中尤其如此。因此,调解过程中,权衡两方的得失、尽可能达到平衡非常重要。一些老年人赡养和房产问题交织的纠纷特别令人唏嘘。
  冯法官说,自己不会忘记那一次,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李阿婆(化名)拄着拐杖走进调解室伤心地哭诉儿子媳妇没良心,住了别墅之后,居然把她赶到院子里搭小房子住。听着老人不断重复“要把房子拿回来”的要求,冯法官一声长叹:之前在签订动迁协议时,李阿婆认为儿子一定会给她养老送终的,所以明确表示不要房子,如今调解协议已签,她也爱莫能助。
  但是,看着李阿婆如此伤心,冯法官决定,自己要做一件“份外事”。她注意到,虽然从程序上讲,收回房子已不可能,但根据当初的协定,儿子媳妇要负责赡养阿婆,也就是说,他们要把李阿婆现在在外租房、请保姆的费用拿出来。
  签订调解协议时,冯法官特意把李阿婆家的孙辈叫上,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他们上了堂“课”,其中有一句话格外掷地有声,“今天你们怎么对待父母,明天子女就会同样对待你们。”
  主持正义之后,冯法官心中却没有多少快意,反倒是闷闷的。其实,在诉调中心,法官们都遇到过类似的案件,他们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这样的案件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收起眼泪喝口水
  我们坐下讲道理

  其实大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妙招”,关键都在于把个人的情绪和得失放在脑后,像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去为当事人解决问题

  调解工作牵扯到利益纠纷,难免会在工作中遇到不讲理的人,法官们平时是如何处理的?
  法官们笑了笑,引述了一位老法官曾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说过的话:
  “如果今天你是来发脾气动粗的,那么我不奉陪,这里有专门的保安;但如果今天你是来讲道理的,那就收起眼泪鼻涕、拉好衣服,我给你倒杯水,坐下来慢慢谈。”
  大家回忆,就是这样一句朴实而恳切的话语“震”住了许多情绪失控的当事人,让他们顷刻间止住了哭闹,从自己的情绪中走了出来。
  采访中,记者十分好奇,长时间与矛盾纠纷打交道,法官们会不会变得“负能量满满”?平时,他们是如何处理工作上遇到的糟心事和坏情绪呢?
  大家表示,首先就要看得开。现实中不可能事事遂人愿,“掏心掏肺”地调解后,当事人依旧选择对簿公堂,得到的结果还不如之前的调解方案,带来挫败感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当事人也会“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便能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另一方面,还要学会自我鼓励。“想着自己至少每天都是在为别人解决纠纷,就倍儿有成就感。”法官们笑着说道,“表现好的时候,就要奖励自己多吃两碗饭,再加个水果。”
  其实大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妙招”,关键都在于把个人的情绪和得失放在脑后,像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去为当事人解决问题。
  就像冯法官说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大家都是老百姓,心里有事的时候总是睡不了安稳觉,“快过年了,我恨不得把案子通通解决掉,让大家都能过个安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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